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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政德的核心是官德。官德虽有很多要求，但“廉”作为官员这一特殊职业道德的第一要求，应该成为从政之要。因为一般社会成员是否廉洁，对社会政治生态的影响可以说并不大，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廉洁，却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官员整体是由一个个具体官员组成的，人民群众对党的形象的认识和执政能力的信服，也往往是从具体官员的廉洁与否着眼判断的。因此，筑牢廉洁从政的防线，必须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
廉洁是为官从政的基础
作为为政之德，“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不同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管子·牧民》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也就是说，“廉”与“礼”“义”“耻”共同被视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支柱。《晏子春秋》中说：“廉者，政之本也。”在晏婴看来，统治者只有实行廉政，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汉书·宣帝纪》中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为官从政者廉德缺失，必定导致吏治腐败，社会治道的衰落。武则天在《臣规·廉洁》中说：“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为官者只有坚守廉平之德，才能远离祸害。明代的郭允礼在《官箴》中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对于为官者来说，“廉”是为政之本，能“廉”则政兴。
“廉”是立人之大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说：“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者，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也就是说，上天的意志体现在人身上，是使人有廉耻，有廉耻的人，不会在奇耻大辱中求生。换言之，有廉耻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宋代的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也说：“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对于一个士人君子来说，不廉洁就如同不纯洁的少女一样，虽有其他方面的优点，那也不值得称道。明代学者徐榜《宦游日记·训廉》中也谈论道：“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玷污，终身玷缺。”做官先做人，对于为官者来说，更应该恪守“廉”这一君子之大节。元代学者揭斯就说：“廉非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
廉德缺失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
“廉”就是不妄取、不苟得、不取身外之物，不贪不义之财。与“廉”相对而存在的是“贪”，也就是妄取、苟得。从历史上来看，廉德缺失、贪赃枉法者，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大致来说，有贪图财物者，如清代的贪官和珅；有贪恋美色者，如春秋时期晋有贪图权势者，如明代的严嵩。当然，很多时候贪财、贪色和贪权三者交织在一起，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联系到当前我国官员的腐败，我们不难发现，它既具有腐败的一般共性，如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带病提拔、官商勾结等，也呈现出当前的一些阶段性特征，如区域性和领域性腐败明显，寻租腐败的领域在不断扩大，腐败的高官化和国际化现象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公敌，是政权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腐败的滋生蔓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结果。从客观方面来讲，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敏感问题的多发期，容易引起腐败问题的多发、易发。但是，无数的案例又在反复地告诫着我们，许多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上的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存在着漏洞，而是根源在于他们自身。“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有的领导干部的自律性差，党性观念淡薄，廉德观念缺失，没有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
廉德养成关键在自律慎独
廉德的养成，是内在的道德自律和外在的法纪他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二者所处的地位与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可以说，廉德的养成，关键在于为政者个人能否做到自律慎独。
自律是一种内省式自我约束，是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通过自己要求自己，变被动为主动，自觉地遵循法度，约束自己的言行。自律是人类文明素养的具体体现，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成就伟业的重要根基所在。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自律，缺少内心的定力，在外界利益诱惑的面前，必然会失去抵抗力。
慎独是自律的最高层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慎独被看作是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最隐蔽的东西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最微小的东西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有道德的人在独处时，也不会做任何不道德的事。王阳明在《山东乡试录》中也说：“慎独者，与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于不睹不闻，省察于莫见莫显。”简言之，慎独就是在无人监督、一人独处时，凭借高度的自觉约束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不做违背道德良知之事。正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说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坏事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历史上，为官从政者坚守自律慎独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后汉书·杨震传》中记载，杨震从荆州刺史改任莱州太守时，路过昌邑。过去他曾推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正在做昌邑的县令。晚上，王密去拜见杨震，怀中揣了十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密说：“这么晚了，没有人能知道这件事。”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王密羞愧地退出去了。这就是“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还有，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位名叫叶存仁的官员，他为官三十多年，却两袖清风，从未收取过任何贿赂。有一次，在他离任升迁时，僚属们派船送行，但船却迟迟不启程。直到夜半时分，才见一叶小舟划来。原来，僚属们为他准备了一些礼品。为了避人耳目，特意在深夜送来。他们以为叶存仁平日不收礼，是怕他人知道出麻烦，而夜深人静之时，神不知鬼不觉，叶存仁一定会收下。谁知，叶存仁见此情景，坚决将礼物退回去，并赋诗一首：“月白清风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可以说，杨震、叶存仁等人，他们都是古代官员自律慎独的典型。
慎独不仅是一种高尚情操和道德境界，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方法。那么，如何修身才能做到慎独呢？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就有一套较为系统的“修身”方法，具体来说：一是“为仁由己”。一个人能否成为有德之人，关键靠自己。如《论语·颜渊》中说的：“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卫灵公》篇中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孔子看来，要成为有德之人，关键在个人的主观努力与内心自觉。二是“存心养性”。一个人道德自律水平的提高需要向内用功，涵养心性。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其心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孟子看来，人心本来蕴含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善端”，但是它们又是脆弱的、易逝的，只有存心养性、清心寡欲才能找回失散的善性与良知。当然，还需要善于“养浩然之气”。这种“气”流荡于天地间，是天地之善的体现。三是“内省自讼”。提高人的道德修养，需要人们反躬自省，时时检讨自己，改过迁善。孔子就说，“吾日三省吾身”。朱熹也说，“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四是“知行合一”。知，即知识；行，即践行。儒家“修身”主张知行合一。也就是说，人们应该既要学习道德知识，又要进行道德践履。总而言之，儒家在修身问题上，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重的是道德自律，追求笃学与力行相结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路具有穿越时空的重要价值，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前，我们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严峻考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保持清醒头脑，要有严格的自律意识，守住从政的廉洁底线，这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所在。具体来说，就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践行“三严三实”的基本要求，努力做到严以修身，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严以用权，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和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严以律己，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清廉为政，梦里无惊。
（本文原载于《传统文化与政德》）